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迅速的时代。这些变化一般被宣传为蓬勃的，积极的，向上的，比如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崛起腾飞，等等诸如此类。但对个体而言，这些变化也是一种挑战。
通过各国多年间的贸易往来、资本互通、人口流动和知识传播，这些变化深刻影响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中国改革开放还没不到50年，大家想必对“全球化”的体会更为深切。
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张庆燮提出“压缩现代性”的概念，在经济后起的东亚社会，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因为西方国家经历了过去几百年的演变，人们的社会观念，道德伦理在代际更迭中可以更顺滑地转化——通俗的讲，父辈子辈的观念即便有所不同，几百年的时间也足够更换很多代人。可东亚国家就不一样了，长达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完整且严格的规范。过去我们只需按照“传统”行事就行，虽然无趣，但不至于“不知道该做什么”。
比如我生长的地区，小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要办“成人礼”。父母只需要根据村里老人的说法，在某个时辰（通常是凌晨），某个地点（通常是村里的祠堂），摆好祭神的盛宴，让这个小孩子穿着特定的服饰（通常必备的是肚兜、木屐）去磕头行礼。在古代社会，“成人”意味着孩子要走出家庭，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或求学士官，或从事商贾。这些“礼”提供了人们行事的规范，也宣示了古代农业社会的嫡庶之分，男女之别，人们在照做的过程中习得了所处社会的等级制度。
可见这些“传统礼仪”不仅有“仪式感”的作用，也有实际教育作用。在儒家，“礼”就是提供一套社会行为规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应该履行何种礼仪何种义务均在其中，等级制度以此形成。
在古代社会，我们的传统讲究“仁义礼智信”。在现代，我们要在短短数十年间，一边承袭“传统”，一边应对时代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正在加速，我前阵子读了 Gay Talese (盖伊·特立斯)于1980年出版的 Thy Neighbor's Wife（简体译为 《邻人之妻》）。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刻板印象中“一直很开放”的美国，在60年代也“十分保守”。可见即便是美国，他们也在经历加速的社会观念变化。这些变化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1960年代，裸体出版物在美国还是违法的，《花花公子》的创始人经常被告，性解放运动也才刚刚开始。而到了70年代后期，《花花公子》已可以光明正大地发行，达到它销量与影响力的巅峰。
“社会规范”的更新是滞后的，而社会变革是超前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学校教育的“家国理想”，市场需要的“商业技能”，和家庭提倡的“传统责任”，会有相当程度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产生的张力对学生时代的我们造成的不同方向上的拉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的郑雅君在她出版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作中，展示了来自不同环境的学生，在应对同样巨变的社会环境时截然不同的反应与选择。
学生们的迷茫与不知所措，我也感同身受。不仅仅是职业选择，更是“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因为什么而痛苦，因为什么而快乐”，“人生是否应该追求快乐”，“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我都觉得离谱的困惑。
上述所谓“压缩现代性”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是来自社会学的角度。人类是社会性动物，除了社会层面的影响以外，身边人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每个人成长环境不同，所面对的人生课题也不同。郑雅君在 《金榜题名之后》一书中分析了出身“弱势家庭”与“优势家庭”的学生，在上大学以前，他们的文化背景、眼界视野等“软实力”差距已不言而喻。显然，这些学生在就业选择上会侧重的方向就不一样。
这些作出职业选择的基础，在后续的人生仍将持续产生影响。我自己在作长期规划时会把我认为重要的课题排列出来（在 这一系列文章中有介绍该方法），近些年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两个课题：
- 职业生涯 Career
- 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
职业生涯不只是当前的工作，而是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自己希望把时间用在什么事业上，这项事业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单一的，可以产生收入，也可以为爱发电。在古代，工作即一个人的身份标识(identity)，在我们这个时代，全职工作只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不一定是全部。
2007 年 Tim Ferris (蒂莫西·费里斯)出版了 The 4-Hour Workweek一书（简体译为 《每周工作4小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Escape 9-5, Live Anywhere, and Join the New Rich。事实上 Tim Ferris 在此之前每天工作14小时，堪比996。正因为他尝试过“传统”的路径，觉得不适合自己，才会努力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因为这个时代为他提供了新的支持，才使得他的探索得以实现。比如只要带一台电脑就可以在泰国边度假边工作，这在工匠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新时代也存在大量新问题。
2018 年 David Graeber (大卫·格雷伯)出版了 Bullshit Jobs一书（简体译为 《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在 2022 年由中信出版社引入简体版之后，迅速获得广大打工人的追捧，成为“螺丝钉”们的代言。
两本书都指出现代人痛苦的部分来源，其一是工作内容毫无意义，上班就是拧螺丝；其二是工作时间还非常长，个人时间变得稀缺。痛苦归痛苦，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的办公楼照出了大部分人的实际选择。为什么大部分人还要一边震天叫骂一边似飞蛾扑火般自投罗网呢？
拧螺丝的出现是大公司精细分工带来的必然结果，大公司是以技术发展为前提的大型组织。工业革命以前，到手工作坊当学徒是大部分人的“职业选择”。大工厂诞生以后，企业家给他的机器配上了“操作员”。农地变成了工厂，农民被迫成了工人。只要机器不开机，生产就会停滞，于是企业家恨不得工人24小时上班。直到1810年 Robert Own 喊出了 eight hours labour, eight hours recreation, eight hours rest (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觉)的口号，才有了后人的朝九晚五。父母在工厂“按时上班”，孩子也会无人照顾。于是学校也要配合新的工业化形态，将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工人，按时上学下学，逐渐形成了现代教育规范。1998 年 Zygmunt Bauman (齐格蒙特•鲍曼)出版了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书（简体译为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指出，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工作伦理”——比如人不能没有工作的，工作的时候要勤奋努力等等——这些社会规范是由工厂资本家、新教伦理和政府等多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共同促成的。他们的宣传势力强大，足以形成多数人认可的社会伦理。1932 年 Aldous Huxley (奥尔德斯·赫胥黎)出版的 Brave New World（简体译为 《美丽新世界》）以及 1949 年 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出版的 1984（简体译为 《一九八四》）展示了宣传机器的一种面貌。另一方面，现代全球经济的运转机制过度强调“消费”而促成的消费主义陷阱亦无孔不入。
如前文所云，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会规范意味着大部分人认可或允许其存在的行为指南，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该规范，则很容易被视为异类，被群体排斥。在原始部落时代，这样的社群排斥很可能是致命的。最近几百年，社会巨变，可人类的大脑与身体却和几万年前的几乎一样。这就使得个体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很容易产生不适应，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选择随大流还是选择不一样的道路，显然前者是更容易做到的。
选择随大流，我只需要找到既有的社会规范，照做就可以了，他的难度体现在照做也未必能做得好，但至少有迹可循。比如社会鼓励“赚大钱”，鼓励开豪车住豪宅，那我就照做，努力找高薪的工作，买豪车，住豪宅。我不一定做得到，但好歹目标已经给我设定好了，我既不需要思考这个目标为何存在，也不需要深究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或需要达成这个目标。
而为了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路，其必要前提就是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光是回答这个问题已十分不易。在我很喜欢的 Blogger Tim Urban 他写过 How to Pick a Career (That Actually Fits You)一文，文中他以“欲望的八爪鱼”和“审问地下室”的方式帮助自己了解这些“赚大钱”，“住大House”的欲望到底来自哪里。这些方法通俗易懂，值得一读。
在岸见一郎与古贺史健合著的讲述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书 《被讨厌的勇气》中，则提供了另一种反向思考的角度。书中提到一个有“红脸症”女孩的故事，她只要一跟人说话就脸红所以没有办法去认识陌生人，于是她来寻求老师帮助。于是老师问她：“如果你治好了你的红脸症，你想做什么呢？”女孩思考了一下说：“我想去跟喜欢的男孩子表白。”老师说：“嗯，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脸红的原因。因为你不想去跟他表白。”因为她不希望表白了之后被人拒绝。
所以虽然我行动上作出了某个选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痛苦，但实际上我的内心就是想要这个行动的结果。阿德勒心理学在《被讨厌的勇气》中被应用得拳拳到肉，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不过分析技巧不一定要这么极端，浙大的陈海贤老师 2019 年出版的 《了不起的我》一书中提到一种“心理免疫的X光片”分析方法，一共分为4步，我们试试以小明为例分析996这件事情。
假设小明在一个互联网企业工作，近期正好赶上一个迭代紧密的项目，时间紧任务重，不得不996，这让小明很痛苦。
- 小明希望达成的目标：
- 不要996工作，能有更多的个人时间，看电影玩游戏，陪女朋友以平息她的怒气。
- 小明正在做哪些跟目标完全相反的行为
- 乖乖996，甚至007。
- 这些与目标相反的行为有哪些隐含的好处或可以避免的损失
- 小明的项目正在起步阶段，乖乖听老板的话，努力干活，勤奋向上，希望项目上线后可以休息一下。另一方面，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大家都想要抓住机会，而且如果我不这么干，老板把我开了呢？
- 小明内心有一个重大的假设，这个假设是什么？
- 如果小明不996，老板就会把他开掉。反过来小明如果996，就能获得老板认可。那么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呢？我想读者朋友们如果有一定工作经验，应该不难下判断。
只是分析小明被迫996的表象，已能帮助小明更了解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几种分析方法还能继续往下走，比如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提倡勤奋工作，人不能没有工作呢？按照这个规范， Tim Ferris 每周工作4小时是不是该被贬斥为懒惰的人了？可是看起来好像大家还挺羡慕他的状态，觉得他很聪明呢？在这个时代，我相信骂他懒惰和夸他聪明的人都有，但要真正对一个人下判断之前，最好是深入了解他的所作所为。不要只看到一个人在网路上的一面就急于评价。
自从社交网络的兴起以后，人们越来越擅长在社交网络发表自己的高光时刻，以获取更多点赞。来自瑞典的精神科医生 Anders Hansen (安德斯·汉森)的作品 Skärmhjärnan（简体译为 《手机大脑》）指出人类这颗几万年前的大脑不断被现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刺激而沦陷的现象。Neil Postman (尼尔·波兹曼)在 1985 年出版的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简体译为 《娱乐至死》）已经指出美国人不再阅读，而是被劣质的电视节目捕获，这将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训练自己的主动阅读能力，而是等着被喂养。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电子游戏、“网瘾”等新科技纷纷登场取代电视节目的位置，但似乎书中所预言的反乌托邦景象并未真的发生。在《手机大脑》一书中，作者认为手机与电视、电子游戏的不同在于它无时无刻不被人类使用。每天使用4小时以上已成为常态，这种对人类大脑的侵入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我十分赞同。而且在互联网刚起步的理想主义时代，大家提倡信息自由，从 Web 1.0 自己制作静态网页对外发布信息，到 Web 2.0 开始有 BBS，Blog，RSS 等允许大家参与信息发布的形态。无不在鼓励人们“主动获取”信息，“主动输出”信息。而自从 Google Reader 倒下以后，Facebook/今日头条式的喂养服务开始大行其道，及至现如今抖音/Tik Tok的短视频推荐，无不针对人类大脑的弱点进行攻击。
Daniel Lieberman (丹尼尔·利伯曼)在 2018 年出版的 The Molecule of More（简体译为 《贪婪的多巴胺》）一书中解释了多巴胺这一化学物如何驱动人类的行为。有时候人们误解“多巴胺等于快乐”，其实多巴胺在人类大脑的奖励系统中只是负责“驱动人们做某事”，提供驱动力，但不保证结果一定快乐，甚至可能结果是自我伤害。这本书的原名直译是《想要更多的分子：你大脑里的一个单一化合物如何驱使爱、性与创造—以及它如何决定人类种族的命运》。
针对无限刷手机这一现象，人们提出一个词，叫做 Doom Scrolling （“末日刷屏”）。其背后的动力来源就是手机App针对多巴胺驱动的陷阱。虽然像纪录片 The Social Dilemma（简体译为 《监视资本主义》），还有不少书可以点出其中有害的一面，但造成的实质影响却很有限。
毕竟，接受多巴胺的驱动，很舒服。
随大流，很舒服。
而向内探索，拨开层层保护，找到真正想要的东西，很痛苦。但无论是随大流的痛苦还是向内探索的痛苦，都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话，就不会产生痛苦。
英国的精神分析与社会理论家 Erich Fromm (艾里希·弗洛姆) 1941 年出版的作品 Escape from Freedom（简体译为 《逃避自由》）分析了新教改革前后及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在中世纪欧洲，人们由教会决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遵循“传统规范”赋予的行为准则就好了：如果我是铁匠，我就每天打铁，如果我是面包师，我就每天做面包。我不属于我，我属于一个更大的组织，这个组织可能是教会，也可能是行业工会。生活十分稳定，活动范围很小，日子一眼看得到尽头。如果希望发挥自主创造性，我就把武器打造得更锋利，把面包做得更好吃。
新教改革以后，这些“传统规范”没了。马丁·路德掀起的改革浪潮呼应了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既获得“自由”，又失去“传统”保护的心理状态。失去“保护”可不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今天如果有人在提问网站上面问：“我该选择一眼望到头的工作还是选择自由职业”，也许会有人回答：“肯定是自由职业啊！”。
为什么呢？如果提问的人有那么“肯定”的话，恐怕也不会来提问了。
最近有个20年前央视《半边天》栏目访谈农村妇女刘小样的视频广为传播。刘小样生长在一个传统力量强大的环境里，几乎从她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生就被写死在不断循环的“传统”里。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
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
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
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刘小样的冲突不在于“传统”本身，而在于“外面的世界”存在自由的可能。她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可是就这样一脚踏入自由的话，那多令人恐惧啊！孤独感，无能为力感扑面而来，旧传统已破，新规则未立。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寻得新的替代，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建立新规则的冒险。所以与其恐惧，不如臣服。
《逃避自由》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纳粹执政时期的社会心理结构。在面对自由焦虑的过程中，人可以选择鼓起勇气，在恐惧与孤独的伴随中与黑暗搏杀，也可以选择逃避自由，放弃个性，消融在一个更伟大的东西里。对于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个更的伟大的东西是宗教，而对二战期间的德国人来说，这个更伟大的东西，是纳粹主义。
我们现在所处的主流社会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纳粹主义。但是个人意识在觉醒，而“选择自由”的恐惧却不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配套的福利保障制度，帮助我们在进行多次试错后仍能为人生托底。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人生规划不仅需要个人意识的觉醒，也需要深入探索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的人生寄托于外部赋予的现成答案。
这些现成的答案很多，“荣华富贵”可能是最世俗最简单也最容易被量化的现成答案了。在学校里就把分数提高，出了学校就把财富数字提高。我分数比你高我就厉害，你的存款比我多你就厉害。在这个最容易被理解的指标里面，存在一个单一数值，同时也存在一个隐含的竞争关系。毕竟只要范围足够小，大家就容易玩成一个零和游戏甚至负和游戏。在这样的游戏里，不竞争，怎么活下去，不比较，这个数值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人生并不是一个与外部竞争的游戏啊。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行为科学教授 Daniel Nettle (丹尼尔·列托)在 2005 年出版的 Happiness: The Science Behind Your Smile（简体译为 《追究幸福：微笑中的科学》）提出的观点我十分认同：幸福并不主要产生于这个世界，而是来自于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也就是说，通过向外的追寻，比较，竞争，我们再怎么努力也追不到真正的幸福。刷短视频可以满足一时的娱乐放松，但无限刷短视频刷不来真正的快乐。在多巴胺的刺激下，我们“想要”更多不确定的内容，“想要”看看下一个短视频是什么，但“想要”不等于喜爱。
以前常听说 Time is Money，现在更常听说 Money is Time。
最近读 George Gilder (乔治·吉尔德) 2023 年出版的 新书 Life After Capitalism: The Meaning of Wealth, the Futur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Time Theory of Money（暂无简体版，直译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财富的意义、经济的未来以及金钱的时间理论》），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经济的基础并不来自传统经济学、唯物主义者认为的“物质的稀缺”，而是来自“知识”。虽然这本书和本文主旨关系不大，但书中提到“时间”是对所有现代人都最公平的东西，我深表赞同。
我自己有一份全职工作，业余时间写Blog，录Podcast，开发自己的App和服务，多年来一直如此。按这两年的流行词说法，我这叫 Slash Youth（斜杠青年）。有时候朋友会说：“诶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又上班又看书又做播客的？”我通常都会回答：“每个人每天都有24小时，大家使用这24小时的方式不同而已。”
这里还有社交网络传递信息的偏差，比如我拍摄一张咖啡店的照片，配一小段文字说我尝试了新店。在别人看来你好像在到处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实际上我可能只是整个周末都在忙各种事情，正好路过一家咖啡店，花10分钟买了杯咖啡而已。这种透过社交网络的小孔窥视别人的人生的方式，很容易放大别人的真实经历。
但回到每天24小时这件事情上来，因为我喜欢读书所以我每天都会有些时间用在阅读上。假设每天阅读1小时，而这1小时也许我的朋友用在刷抖音，或者看电视剧，或者玩游戏，或者跟别人约会。这些都是合理使用时间的方式，毕竟时间是自己的，不是任何人的，爱怎么用别人管不着。
但是时间一点点流逝，我们的年龄在一天天增加，而人类的寿命始终是有限的。
人终有一死，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但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于是我们会有死亡焦虑。
前两年我开始作长期个人计划，实践下来我发现很有助于我发现当下决策与未来的联系。一开始只作月度计划，并试图将一个月的目标与总目标关联。但今年我开始多看几个月，比如看到年底，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我是不是希望去旅行度假，那么此刻我应该做些什么来让这件事情顺利发生？几个月前打球的时候我把脚崴了。当时我觉得过几天可能就好了，也许不用去医院那么麻烦。但当我把目光拉长到年底，如果去旅行可能要走很长的路，我的脚伤不好我就去不了，于是我就乖乖去医院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随大流选择，还带有“不用考虑未来”的好处。当下我身边的人是怎么做的，我跟着做就好了。于是从脚伤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思考，一年后我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十年后呢？
如果是一个大学生，十年后会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怎样的发展呢？在我们播客《 Vol. 94 是光诗歌: 用诗歌发现大山孩子手里的光》这期节目里，是光诗歌公益组织的两位创始人在大学时期就慢慢建立自己对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的方向；在《 Vol. 97 Harry: 数字游民与独立开发》这期节目里，独立开发者 Harry 在小孩子出生以后开始规划家庭的未来；在《 Vol. 60 Sofish: 35岁不工作了，中场休息时他是怎么想的？》这期节目，Sofish 则选择不工作了先休息一下。那么我呢？十年后我也会是小孩子的父亲吗？如果是的话，我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父亲呢？我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呢？
美国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师 Irvin Yalom (欧文·亚隆)于 2008 年出版的 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ing the Terror of Death（简体译为 《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一书中直接把目光瞄准了一个人能达到的最远的未来：死亡之日。
杜甫的时代，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我们的平均寿命要长得多，假设我能活到90岁，剩下的几十年我希望自己如何度过？焦虑是一种对未来的情绪，未来意味着尚未发生。适当的焦虑有助我们产生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动力，死亡焦虑则可能是人类能体验到的最高级别的动力。
这种力量有时候可能过于汹涌澎湃，以至将自己淹没。《直视骄阳》一书讲述的是作者在做心理咨询时遇到的各种案例，也包括作者自己面对死亡焦虑袭来时的自我分析。我想有时候大家的选择，往深处分析总会跟死亡焦虑有关。我降生到这个世界，希望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希望留下点什么，时间在一点点流逝，死亡日期在一步步迫近，即便我把这些念头埋进潜意识里，它也会通过某种方式在意识层面浮现出来。
通常它会带着各种伪装，比如把它的欲望包装成是父母的期待，是妻子丈夫的期待，要揭下这层伪装，就需要我们向内探索，向内探索，最终都会走到对自己死亡的探索。
美国的投资人 Bill Perkins (比尔·帕金斯)在他 2022 年出版的 Die With Zero（简体译为 《最优解人生》）一书中指出我们所赚取的金钱都是通过消耗我们的生命获取的，所以最好的消耗生命的方式就是在死亡之前把所有钱都花光。作者的想法有点极端，但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角度：假设能活到90岁，那么从今天开始算起，把剩下的生命时间以5年或10年为间隔切分成多个桶，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放进每个桶里。这样我们会发现，20岁，30岁我们还能滑雪，能做各种极限运动，60岁，70岁就不一定了。我们被迫从什么时间能做什么事的角度来看到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一味地“延迟满足”。
至于我们赚到的钱事实上都是生命这个概念，美国的 Vicki Robin (维姬·罗宾) 1992 年出版的 ****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Transforming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oney and Achieving Financial Independence（简体译为 《要钱还是要生活：没有财务自由，也能提前退休》）一书中就曾提出过把收入换算成生命能量的做法，很有意思。有用的地方在于，迫使我们把“努力赚很多很多钱”这种无上限的思维，转换成每天只有24小时，人终有一死的有限思维。只有在“有限”的框架下，我们才愿意去思考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这些都是很有启发的想法，让我们暂时跳出习惯性的短视逻辑，以更长的时间线俯瞰人生。不管是4-Hour Work Week后开始的数字游民，还是这些年兴起的 F.I.R.E 运动（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都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人们为了脱离原有的“传统束缚”，挣脱枷锁自由的同时，为自己的失去的“传统保护”寻找替代方案的探索过程。这些人无疑是勇敢而且极富创造力的。
勇敢不是鲁莽。勇敢是明知前路凶险，却依然愿意投身其中，并对自己充满自信，觉得一切问题终有解法。1847 年，在那个女性写作仍被世人侧目的时代，英国的 Charlotte Brontë (夏洛蒂·勃朗特)以 Currer Bell (科勒·贝尔)的男性化的名字出版了小说 Jane Eyre（简体译为 《简·爱》）。小说取材自 Charlotte Brontë 的童年生活，并将作者对生活的希望投射其中。小说女主角 Jane，从寄养家庭到教会学校的变迁是被动的，但她主动求得家庭教师一职，离开学校踏入桑菲尔德庄园则是她改变自己人生的重要一步。
踏入自由是可怕的，Jane 是勇敢的。阅读《简·爱》，我佩服主人公的勇气，但不清楚她勇气的来源。2020 年 Eric Jorgenson (埃里克·乔根森)在传奇投资人 Naval Ravikant (纳瓦尔•拉维坎特)的授权下，把 Naval 的Tweets，文章和接受的采访等材料编辑成 The Almanack of Naval Ravikant一书（简体译为 《纳瓦尔宝典》）。Naval 在书中以碎片式的文字讲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包括财富、幸福、自我救赎、哲学等层面。他在书中说:”The Present is All We Have.”（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当下。）
当下，是什么？和向内探索有什么关联？
UCLA 认知神经科学博士 Sam Harris (萨姆·哈里斯)在 2014 年出版的 Waking Up（简体译为 《“活在当下”指南》）一书指出心智独立于大脑之外，试图以“非宗教语言”的形式解释人类的精神追求。精神体验本身难以通过文字描述传达，但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却逐步体会到“正念”，或“冥想”训练可能带来的好处，并开始学习正念冥想(Mindfulness)。
一切真正的思维转变，都必须结合思考变化与物理训练。有时候人们会陷入一个误区，以为“精神”与“身体”可以分离，但其实二者相互结合，密不可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 Jordan Peterson (乔丹·彼得森)于 2018 年出版的 12 Rules for Life（简体译为 《人生十二法则》）一书中提到血清素与章鱼胺是如何影响龙虾的精神状态的。龙虾是一种地盘意识很强的生物，两只龙虾在一场争夺地盘的斗争分出胜负之后，它们体内的血清素和章鱼胺水平会发生明显变化。血清素高、章鱼胺低的龙虾往往会变得趾高气昂，斗志满满，反之则垂头丧气，毫无战意。实际上血清素也被用于治疗人类的抑郁症。
有研究表明，冥想训练有助于提升人体血清素水平。冥想源自东方宗教，在佛教中表现为禅观打坐。这种内观训练是一种精神训练，因为带有舒缓精神压力的副作用，所以在现代社会又再度流行起来。训练形式多样，“呼吸观察”是最容易入门也最常见的一种。通过冥想训练，可以强化我们挣脱芜杂念头的能力。
德国的 Eckhart Tolle 在某个夜晚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他觉得生活的一切都
